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利益问题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前，美国否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借口“不公平的贸易”而对我国发起大规模贸易摩擦。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是美国在经贸领域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而美国否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则表明，美国对华标准已从“政治意识形态”蔓延到“经济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中美贸易摩擦反映的是国家利益的博弈问题，而国家利益不是今天才有的，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任何政府行为不论其实际目的如何，几乎总是伴随着‘国家利益’的名义，国家利益成为政府行为的基本动因。”当然，“国家利益”问题的既有研究集中在国际政治领域，但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国家利益”更是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急需回应的一个重大现实议题。如果从更深层的角度考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必然存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国家利益就是这种研究的根本点。”因此，作为具有“国家主体性”的“系统化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又要围绕当前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下我国的国家利益问题展开研究，并呈现其研究特性。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观与国家利益
研究国家利益问题首先要研究“国家”。“国家”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概念，在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中，为了避免给人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常用抽象的“公共利益”来指称“国家利益”，在实现价值中立的同时，也带来“公共领域”在多大程度上与“国家”相契合的分歧，例如在政治学中出现的“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关系的讨论。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之前，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几乎被忽视了；不但经济学如此，政治学和社会科学也如此。事实上，马克思较早确定了国家理论的研究方向。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从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正因如此，马克思最早从个人生活角度考察国家起源。“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五篇计划”中谈到，《国家》是单独的一篇，在第一篇“一般抽象的规定”和第二篇“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规定的范畴”之后，属于第三篇。其后，马克思对“五篇计划”构思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将其概括调整为“六册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尽管马克思本人较早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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