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最初，人们总是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国有企业对市场几乎不了解、不熟悉。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当然，看得对不对、准不准还得另说。可是国有企业到底要怎样改革?这个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最初，人们看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认为搞承包是下好办法，当时甚至有所谓“一包就灵”的说法。既然农业生产可以搞承包制，那么工业生产是不是也可以搞承包制?这种承包制的办法在某些国有企业经过试行了一段时间。刚开始，效果还不错。企业产量上去了，职工的收入也增加了。但是，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当时的经济环境。当时因为全国都在进行广泛投资，所以企业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而实行了承包制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基建投资紧缺产品。所以这样的产品在当时并不愁销路。另外，国家对这种试点改革的企业都给特殊的政策，原来是完全走计划经济路子的，后来让这些企业的产品只需要满足国家计划中的一部分，而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就直接投放到市场上，而且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企业收入大增。效益自然看着也很好。
然而，当国家开始收紧投资过热的时候，基建项目大规模下马，各方面对基建所需要的产品的需求也随之下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就不那么好找到销路了。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再加大生产，提高产量，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却不断地在仓库中积压，占压了企业大量的流动资金。让企业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变化的环境下，原来的承包制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由于国家当时已经开始取消计划经济，原来政府部门专门管经济、管企业的部门都在大幅度压缩，甚至被砍掉。企业没有了上级单位，要自己寻找订单，自己寻找销路，自己制定生产计划，一时间，没有市场经济的企业显得有些慌乱。而原来企业维持生存的上级拨款现在改为银行贷款。原来上交给国家的利润现在改为上交给国家的税收。在这种较大规模的变化中，企业一时很难适应也并不奇怪。
在文革中，企业中原来实行的规章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企业管理水平严重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被压缩也都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稍有不慎，企业就会遭到亏损。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上过的舒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国有企业。原来由管得很死，突然一下子放手不管。中间没有过渡阶段，等于是把一个从来就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丢进水里，让他自己扑腾，让他自己迅速学会游泳。这样的做法显然有失妥当。这中间是不是需要一个过渡阶段，是不是需要一个让企业逐渐适应的过程，现在也无法得出结论了。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说明。在八十年代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下文件，要求各个企业成立第三产业部门，对于车间与科室中的富余人员进行分流。应该说，这是对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对提高企业效率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后来，由于国家有关部门不再直接管企业了。这种第三产业与人员分流的事也就没有政府部门再管了，最后流于自生自灭。这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渗透到中国来，这种理论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立刻而且全部实行私有化。所以这种理论的宣扬者就拼命宣扬国有企业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而私营企业则是有这样的好处，又有那样的好处。这些说法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但就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一直占据了舆论的阵地，弄得把泼向国有企业的脏水说成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就让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
在新自由主义的盅惑下，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当时某些不太景气的国有企业采取一种嫌弃的态度。既然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经济效率高，所以这些学者与官员就认为，不如把不太景气的国有企业交到私营企业的手里。但是真正不太景气的企业，资产价值并不高，私营企业并没有看得上。他们看上的是那些正在盈利的国有企业。于是有学者就造舆论说，应该让“靓女先嫁”，把优质的国有企业交给私营企业，私营企业才有收购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在这种阴险而混乱的理论歪风下，我们的国有企业遭到了重大的创伤，大量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给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被半卖半送。国家收回的的企业资产非常低。而那些私营企业一旦把国有企业拿到手，并不是想着如何整顿管理，扩大生产，而是开始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的设备、房屋、土地等资产。从这类出售中拿到大量的现金，并且无耻地说，这就是私营企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私营企业对于原来国有企业的职工基本是不闻不问，只给很少的一点所谓补偿费，就再也置之不理了。在这个时候，大批国有企业的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收入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为社会增加了不少动荡的因素。
这场私营资本的盛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巨大破坏，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大伤害。在这场所谓国有企业改革的风潮之后，国有资本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下降。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国有企业的所谓“改革”中，更有一些原来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通过所谓“管理层收购”，把原来隶属于国家的国有资产，硬是变成了他们个人的私产。这样的情况也是相当多的。不少地方揭露出这种所谓“管理层收购”的把戏，那些原来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私营企业的老板。这样的快速致富，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出现的一大批寡头是非常类似的。
新自由主义及其拥趸者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恨之入骨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理论工具，目的就是让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所谓改革，放弃公有制经济，从而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攫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更多利益而开辟道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绝对不能走这样的道路。
这种对国有经济破坏性的所谓“改革”，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度的不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次次严重的恶性事件。中央对此产生了警觉。年，中央决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年，《光明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文章，这表明中央决定从理论上开始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错误理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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