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链接：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筹建始末（上）
年9月陈永贵叶剑英汪东兴在山西
当筹划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创建之事排上办公厅领导者的工作日程后,汪东兴就开始思考“五七”学校领导班子的搭建问题。既然这是一件他十分看重的事情,这件事交给谁去办,由谁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校长,便不能不予斟酌。
笔者此前曾看到一篇文章,该文称“中央为中办‘五七’干校高规格地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然而这个说法与真实情况是不甚相符的。
经过一番深思,汪东兴决定由朱德曾经的军事秘书曹全夫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校长。此时,曹全夫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学习检讨,还处于没有被“解放”的状态。曹全夫对笔者回忆说:“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汪东兴立即布置了让我认真作检讨,争取尽快过关,以获得‘解放’。”
曹全夫,山东省安丘县东关人,年参加革命,到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就留在了抗大做教员。之后,他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二局工作,年与毛远志结婚。毛远志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女儿,因此曹全夫的另一个身份是毛泽东的侄女婿。
解放战争期间,曹全夫、毛远志被派去东北工作,后随四野南下,在江西工作过一段时间。50年代初期,曹全夫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不久进入中南海担任朱德的军事秘书。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后,原在中南海西楼办公区的几个机关被合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他出任了秘书局的副局长。
据同在年6月受命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国务院原副秘书长童小鹏回忆,在年1月24日,他和曹全夫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批斗大会上受到了批斗。
批斗会上散发了一个《中南海红色造反团通令》,其中一条是“撤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童小鹏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监督劳动,勒令其交代自己的罪行”,另一条是“撤销追随童小鹏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曹全夫的一切职务,监督工作,责令其交代自己的罪过,揭发朱德等人的罪恶事实”。
曹全夫说,他不久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直到被告知要他认真检讨,争取过关的消息。他说自己随即作了检讨,果然就过了关。他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这么顺利地被“解放”了。
刚刚被“解放”的曹全夫,在年12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托汪东兴转交给毛泽东。曹全夫回忆说:“我在信中写道,自己长期在机关工作,不懂工,不懂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此觉得自己不能再在机关里待下去了。我要求下到基层去,当一个工人或当个农民。”
12月中旬,汪东兴找曹全夫、宇光、李树槐三人谈话,宣读了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圈阅的文件,并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临时党委,曹全夫任书记。
曹全夫回忆说,汪东兴当时还告诉他:“你那封信我送给主席看了。主席看了你的信后笑了,说过去赶都赶不下去,现在自己提出要求下去,很好嘛。对你主动要求下放的请求,主席点了头。”
对于汪东兴最后确定让曹全夫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校长一事,曹全夫在与笔者交谈时分析说,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当年随四野部队南下时,到过江西,并留在了江西省军区司令部当了三年的作战处长,后来才调到中南军区工作,继而又调到了北京。因此,他对江西的情况熟悉,与地方的一些干部也不陌生。对他的这段经历,汪东兴是知道的。
第二,当汪东兴对曹全夫说起他在考虑创办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时,曹全夫曾向汪东兴建议,把“五七”学校办到江西去。曹全夫对汪东兴说,他熟悉江西的情况,而且知道江西省办了许多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可以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做参照模式,来办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他的这些看法,和汪东兴有些不谋而合。
第三,曹全夫刚刚获得“解放”,就主动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下放的请求,而且毛泽东也点头表示同意。
在第一把手确定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层又为“五七”学校配齐了校领导班子。当时的第二把手王良恩是从南京军区调过来的,他并不太了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情况,也不熟悉老中办的人,因此这里说的所谓“领导层”,实际上就是汪东兴。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第一任政工组长李静声回忆:年底,王良恩受汪东兴委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丰盛胡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筹建会议。参加这个会的人不多,王良恩代表汪东兴讲了一番话。
就在此次会议上,确定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领导班子:曹全夫任校长,李树槐、宇光任副校长,李静声任政工组长,靳耀南任生产组长,王作舟任后勤组长。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张进跃任政工组副组长,负责管理各连队的军代表。
军事化、部队化,是“文化大革命”中颇为时兴的做派,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也照此构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属的几个单位组成了最初的12个连队。每个连队都配备了一名军代表,各连的连长有的也由军代表担任。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校党委常委会由曹全夫、李树槐、宇光、李静声、赵雪明、葛正基和张进跃组成。除了7位常委,其他各个连队的指导员,都是校党委的委员。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另外几位主要领导的情况,也在此作个简略叙述。
副校长李树槐,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从事警卫工作,后成为朱德总司令的卫士长。年,叶剑英到北平参加国共谈判,李树槐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警卫副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长,警卫处改警卫局后,任警卫局副局长。“文革”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几乎所有局级领导都受到了冲击,他是极少数例外之一,这大概与他始终在警卫一线,履历十分纯洁有关。
副校长宇光,抗战时期的干部,年从华北局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楼农业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前身)。有文章说他于20世纪60年代从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此说不确。当年的后楼,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主管政法、统战、工业、农业各口的几位书记的高级秘书班子,其大多数成员为资格比较老、对相关口工作比较熟悉,且有一定理论水平的高级干部。不过后楼这个部门除各组有组长、副组长外,所有成员都被称为组员而没有具体职务,宇光即为农业组组员。
不过在此时,宇光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的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许多部门的干部受到冲击后,都来到这个学习班,被要求揭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原领导杨尚昆、田家英、曾三等人的“罪行”,同时交代和检查自己的“问题”,在这里受到了批斗和人格上的折磨。因此,这部分人对作为当时学习班直接负责人的宇光,多持负面的评价。然而应该说明的是,主宰这个学习班和这些被批斗对象命运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最高领导和“文革”后组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宇光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许多事也是听命而为。
政工组长李静声,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军队的机要干校担任领导工作。年底,他从军队机要干校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干校,担任副校长。这个机要干校,在远离北京的宣化市,除受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领导外,学校和中办机关没有什么来往。因此直至此时,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几乎没有介入。
张进跃,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另外两名校党委常委是第四连和第十一连的指导员,其中第四连指导员葛正基,彼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普通干部;第十一连指导员赵雪明,彼时是人民大会堂管理处的普通干部。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像“五七”学校3位正副校长级别的干部还有很多;在后楼机关,像宇光这个级别的干部比比皆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李树槐经历差不多的副局长也有多名。由此看来,中共中央为办公厅“五七”学校配置了“高规格”的领导班子一说是不准确的,这个领导班子更不是由中央直接配置的。
时至年末,由于汪东兴提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创立当年,就要有所收益,并要初步实现粮、油、肉、菜自给,而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将要从围湖垦田白手起家,时间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从江西实地勘察选址并最后定点归来后,曹全夫立即开始了学校创建计划的拟订工作。
首先,计划中要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建校方针。曹全夫说,当初主要是参考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还想到了抗大艰苦奋斗的原则。他还记得在起草报告时写下了这么几句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照‘五七’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抗大和柳河‘五七’干校为榜样。”
曹全夫对笔者回忆时,距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创建已经时隔近40年。他记忆深刻的,主要是他本人当时的一些想法。因此,他的回忆,没有提到把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参照模式的内容。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建校的规模、规划的设计等等,这些更为具体的问题,是曹全夫更要花精力和用心思考的内容。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要围湖造田,预计将围出余亩的湖田,这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因此需要一大笔开支。“五七”学校兴建起来后,要从事农业生产,就需要购置一批农业生产工具,包括大型农业生产机械,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要估算出来,写出报告,送给国家计委批钱。
曹全夫说,他一直在部队工作,后来担任朱德的军事秘书,对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对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农业机械、设备的配置,也毫不清楚。于是,他就立即去找对此比较熟悉的内行人,向他们询问调查求教。
通过调查询问,曹全夫得知,从事农业生产,几台大型拖拉机是必需的,还要机耕所需的犁、耙等附带农机具,还要有联合收割机。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是围湖造田种水稻,拖拉机应该是能够从事水田作业的,由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的东方红牌水田拖拉机符合要求。另外,排灌系统也要配置,需要购买大型电力排灌设备。
在内行人的指点下,曹全夫计算了一下建校的几个大项的经费,合起来需要20多万元。那么,肯定还会有一些预想不到的开支,于是“我就冒叫了一下,提出了一个30万元的建校经费计划。计划报到了国家计委,国家计委马上就批了下来,并说先拨30万,不够还可以再申请添加”。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创办,等于是向国家计委报案并申请了创办经费的。目前看到的有关其他干校的回忆记载,都不曾看到这方面的记述。
经费批下来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筹建者们遂忙着联系购买农业机械和设备。谁知这一联系才知道,像拖拉机、大型抽水机等机械设备,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这些产品的生产很紧张,当时都属于紧俏物资。
购买这些物资,都是由国家计委掌握指标的,没有国家计委批给指标,就没法购买。曹全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遂要他们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写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最后送到周恩来那里,经过他的批示同意,国家计委随后下拨了相应的指标。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拿到指标后,立即购买到了6辆丰收牌拖拉机和2辆东方红牌大马力拖拉机。据曾是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先遣队成员的单平心回忆,他们于“大部队”到达前的年12月底,在进贤县火车站卸下了这8辆拖拉机。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围湖造田的设计方案,湖田电力排灌站还需要4台大型电动轴流水泵。而大型电动轴流水泵的供应非常紧张,国家计委甚至从全国指标中都调拨不出来,最后只好从江西省的地方指标里,调出了4台80千瓦的电动轴流水泵,给了学校。
在曹全夫回京拟订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创办计划的同时,江西这边也开始了围湖造田的准备工作。在踏勘定点时就联系好了江西有关测绘单位,对建校区划内进行了面积测量,为筑堤围田拟订施工计划。
因为要当年围垦、当年收益、当年自给,当地的早稻插秧要在4月完成,时间紧迫。当时设计的围堤长度是米左右(底宽13米,顶宽4米,高5米),这个工程量相当大。如果单单靠中共中央办公厅准备下放的全部劳动力来筑堤围田,从第一批人员到达江西进贤的年1月5、6日起开工,估计花费大半年的时间,也未必能完成全部工程。因此,筑堤围湖造田的大部分任务,是交给了地方政府帮助完成的,实际落实在了江西省进贤县的头上,由县里牵头组织民工完成。
关于围堤设计长度的准确数字,始终没有查到。根据部分人的回忆和笔者的印象差不多在米,有人说大堤的长度为4.4公里,这也许是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围田相关的内外堤加算在一起的长度(围田之后,原有的外堤就变成了内堤)。根据笔者的个人感受,从三角地到电排站这段面向青岚湖的外大堤长度,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2公里的。
当年最初具体参与这个工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生产组组长靳耀南在对笔者回忆时,用的是米左右的说法,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在这约米中,由进贤县组织民工承担的地段是一千四五百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人员完成筑堤的长度只有余米。
曹全夫等人离开江西时,要靳耀南留在进贤,立即开始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筹备工作。靳耀南说曹全夫临走时和他谈了一次话,曹全夫说:“我们先回北京,随后就带大队伍过来,你留在这里,筹备建校的工作。等我们回来时,你再回北京。”
靳耀南回忆说,他当时对如此安排感到非常突然。因为赴江西时,跟他打招呼只说是勘定建校地点,也就几天的事,所以他什么行李都没有携带。对如何进行建校筹备,他更是毫无头绪。
因此,靳耀南问曹全夫怎么个筹备法,具体有哪些内容。曹全夫说:“大部队过来就立即投入围湖造田,紧接着就要种植早稻。与此相关的事,你都考虑一下,准备要做得尽量充分一些。”
靳耀南说,听曹全夫这样说,他心里有了数:大约人来到进贤时要有住的地方,有吃的食物,有围湖造田需使用的铁锹、扁担、箩筐等基本工具。他对曹全夫说:我要做的是不是就跟过去支前一样,为部队准备吃的、住的……曹全夫说:对,就这样准备。
实际上,靳耀南留在进贤县,除负责建校的筹备工作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与进贤县地方协调修筑“五七”大堤的事宜。因为围田需筑堤米,光靠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员,即便大半年的时间也未必筑得起来,那就根本无法实现当年生产当年获益的目标,所以筑堤的工程,大部分要靠当地组织人力来完成。
据靳耀南回忆:组织民工修筑“五七”大堤的工作,是由江西省进贤县县长易水龙坐镇指挥的。彼时的进贤县县委书记叫蔡长青,江苏邳县人,他和靳耀南差不多的年纪。
易水龙和蔡长青两人可能有些矛盾或不和,当时的进贤县和全国一样,领导班子里也有派性斗争。因此,易水龙想在协助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筹建这件事上很好地表现一下,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组织民工修筑大堤这件事上便显得十分积极。
靳耀南说,他通过现场观察,易水龙在组织人力搞工程和在农业生产方面,确实有一定的能力。易水龙很快就从进贤县的各个公社调集了多名民工,并决定于年1月1日前就开始筑堤围田工程。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大部队来到进贤县之前的10多天里,靳耀南就住在县委招待所里。他回忆说,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披着军大衣,到围堤的工地现场去转一圈。几天的工夫,围堤的现场已经拉好了线,动工的准备已经做好了。
靳耀南回忆说:“当时五七田划定的范围还是一片湖泊,我来到湖边,坐在岸边看着水上时而有船划过来,时而有水鸟飞过或落在湖边,幻想着明年此时,这里已经围起了大堤,变成了水稻田,我们种下的粮食大丰收……”
曹全夫临走时曾向靳耀南交代,要他想办法找人把围堤前的景象拍一些照片,留作反映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创办进程的历史资料。靳耀南找来了进贤县照相馆的人,拍了一些照片,后来在搞校史展览的时候,这些照片都派上了用场。
年底,又有10多名打前站的人来到了进贤县,靳耀南手下终于有了几个兵。靳耀南为他们安排好住处,一起开伙吃饭,一起为大队人马的到来紧张地展开打前站的工作。
在靳耀南的带领下,“先遣队”在进贤县订购了铺草、门板等生活用品,铁锹、扁担、箩筐等劳动工具。订购之后,靳耀南便通知在南昌也负责打前站工作的陈俊岐,由他把所需钱款付上。
找房子,砌锅灶,也是靳耀南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两千人来到这里,吃住是个大问题。经与进贤县方面商议,将进贤县中学和已经停办的江西财政干部学校拿出来,作为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大队人马的住所。
靳耀南等在进贤县作准备的同时,陈俊岐和另外几个人在南昌市,也在为“五七”学校大队人马到来作着准备工作。在进贤县采购不到的生产生活物资,都是在南昌设法解决的。
年元旦前夕,进贤县作了元旦开工修筑“五七”大堤的布置动员,民工们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人员到来之前,就进驻到了现场。靳耀南作为中央办公厅的代表,到工地上去慰问民工们。他看到前来筑堤的民工,都肩扛一把铲子,一副扁担,还带着一布袋米,一个小竹筒,准备自己做饭吃。
靳耀南听说民工们干一天活,只能得到两三毛钱的补助。尽管所得不多,但当地群众听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要来这里办“五七”学校,劳动热情很高。
元旦那天,靳耀南和先遣队的人员购买了些肉、蔬菜和面粉,包了许多饺子。饺子做好后,他们到筑堤工地,将带领民工的部分干部邀到县委招待所,请他们一起品尝饺子,气氛热烈融洽。(未完待续)
来源：《党史博览》年04期，作者王凡
附：
当代进贤县志及邓榕、邓林合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里记载了邓小平专程到此看望其秘书王瑞林(后来晋升为上将、中央军委委员)的事迹。王瑞林年任邓小平秘书,直到“文革”爆发离开,后下放进贤中办“五七”干校。王瑞林进干校后被分配到备田班,担当了主力队员。他潜心钻研备田业务,虚心向县里派来的水稻专家请教;经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终于达到了天道酬勤的效果。当地人看了他娴熟地道的备田技术,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王的技术,比我们的行家里手还厉害。”从年动乱到年邓小平重返政坛,无论环境怎样恶劣,极左路线的执行者怎样批判他,叫他承认邓小平是阶级敌人,王瑞林从头到尾一句话:“别人怎么对待邓小平,我管不了;但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坏人。”年2月9日,进贤县委办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2月10日,邓小平从景德镇来进贤,并要在这里会见他的秘书王瑞林。这天上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行来到进贤,负责接待的有中办“五七”干校副校长李树槐及当地主要领导干部。据时任县委办主任李宜春的回忆:在县委招待所会客室里,人们还未入座,闻讯赶来的王瑞林快步上楼来,正在洗漱的邓小平急忙放下手中的毛巾,亲切地喊着:“瑞林、瑞林,你来啦,太好了,太好了!”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不放,卓琳也上前与王瑞林亲切握手。邓小平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分开有六年多没见面了,今天见面,真是太高兴了!”接着他与卓琳向李树槐说:“树槐同志,我与瑞林分别这么多年没有在一起,想带他去南昌相聚一下。我代瑞林向你请十天假,你看怎么样?”李树槐当即表示:“没问题,没问题,完全可以。”王瑞林高兴地说:“我马上回去收拾一下,立即赶来。”在会客室里,邓小平对县里的几位领导说:“我在去年向主席和中央写了一封信,根据我的身体状况,要求为党为人民做点实际工作。中央已通知我回北京,我准备2月20日启程回北京。在离开江西前,利用一段时间到吉安井冈山、赣南的兴国、瑞金等老革命根据地和其它一些地方参观访问。前天又去了景德镇,今天来到你们进贤,感到很高兴。”在座的人都表示欢迎邓小平来进贤并问候他身体安康。邓小平风趣地笑着说:“我身体各个器官部件,自我感觉还良好。我是从来不与医生打交道的,医生们可能不高兴。”紧接着,邓小平又愉快地说:“我自投身革命以来,在全国所呆的地方算起来,除北京以外,就数在江西所经历的时间最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两年多,这一次又在江西度过了三个春秋,加起来共六年多吧。所以,我也算得上是半个江西老表。”他那风趣的谈吐,引得大家愉快地笑起来。午餐过后,稍事休息,下午三时左右,邓小平带着久别重逢的王瑞林乘车离开进贤返回南昌。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